刘德盛：我的一生

┃守护民间记忆

我的一生

© 刘德盛／文

一．儿时记忆

　　幼年丧父，促我早熟。父亲刘畅集的遗体停放在堂屋。母亲悲恸欲绝，痛哭流涕，几次昏倒，几次苏醒。此情此景，抱着妈妈，大声喊：“妈妈别哭，妈妈别哭！妈妈别哭！妈妈别哭！我们要妈妈，我们要妈妈！”母子女哭成一团。
　　发丧的队伍，很长，很长！妈妈没有去，幼小的心灵留下大大的问号？我站在爸爸的棺材上，给爸爸四方培土，永远送走了爸爸。
　　清理遗物时看到父亲的照片，一身军装，腰别手枪，手拿指挥刀，全副武装，十分威武。母亲说：“你爸爸是杨森部下的一个团长，是个大官，带兵几千上万，是一个大军官。同时你爸又是一个大孝子，你爷爷要他戒烟，不违父命，说戒就戒，下整楼梯（俗语，就是来得太陡，没有缓冲），不到一个月就死在我怀里。”倾心细听，不语。
　　幺叔刘畅渝，在丰都中学读书，他提议“德盛，开年就去读书。”大家赞成，妈妈连说“好，好，好！”我的启蒙老师，姓甘名叶奎，他教十几个学生，没有班级，没有相同的书和进度，十几个学生就有十几个进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二十几岁，最小的才四岁（我）。内容不同，有一点是相同的：认字、识字、读书、写字。
　　这个老师很风趣，爱讲笑话，爱讲故事。“白雪吊竹坨，乌鸦变白鹤，风吹屁股冷，留点明天屙”。男秀才蹲厕所，久久不起，女秀才喊男秀才吃早饭，吟了上述诗句。两个秀才的故事，七十多年后，至今记忆犹新。
　　公办学校为对付上级检查，来我校挑选借读生，我被选上，妈妈把爸爸遗留的草绿色洋布，给我缝了一套童子军装，去公办学校上课。公办学校分级分班，一个班是一个进度，而且不是单一的读书、写字，一天要上好几门课，有中文、算术、唱歌、画画——很开心！心想：我一定要上公办学校。
　　妈妈和二叔刘畅泽商量：请个老师进屋教书，二叔同意，请的老师姓王名子学，有学问，有点凶。刘泽龙（刘德龙）、刘德江有点调皮，给老师取个外号“王麻子”。老师的报酬是一人一石谷子，另外两家一家一个月供他吃饭，轮流转。教书有方，进度也快。“学而”、“先进”、“大学”——都是孔夫子的书，我的进度都在他们前面。
　　老师要求我把“公也长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这个故事是孟子写的“梁惠王”的一段。题目是“公也长识鸟音”。“公也长，公也长，南山有个虎咬羊，你吃肉，我吃肠”。公也长年幼丧父，母子相依为命，苦苦生活。一天，公也长的母亲病倒，卧床不起，病也越发严重，小小的公也长十分焦急，早早起床，在地坝踱步，忽然听到树上的小鸟在喊：“公也长，公也长，南山有个虎咬羊，你吃肉，我吃肠。”连续三天小鸟都来喊他。公也长到了南山，果真有个老虎把羊咬死了，公也长把羊肉扛回家，煮来喂母亲，母亲因此得救。
　　“上银锁”，头戴顶子帽，身穿长袍，脚蹬布鞋，妈妈带我去上银锁。仪式开始，登上台子，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把一个白晃晃的银链挂在我的脖子上，上面挂有把银锁，期间有好几个人讲话，我一句也未听进去。也从未问这是为什么，这是做什么，好玩！
　　幺叔毕业回家，从事教书，地点仍然在新堂湾（我们居住地），除教我们几兄弟外，从刘家沟带来一批学生，刘德槐等，他们的书比我读得高，能言诗作对，写各种字据。幺叔教书有方，学习风气活跃得很，不仅读，还要讲，还要算，教得有点洋味。要求严格，书背不熟不能回家，字写不好发回重写，书法也要进行比赛。
　　讲标点的重要：“过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过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点错了意思完全相反。我做到圆满完成，常常得到幺叔的表扬。我的算术要差一点，主动要求补课，这一阶段我学到不少知识，受益非浅。明白一个道理：“读书，读书增长知识，读书才有出路。”
　　父亲的坟在毛天坝（地名）小湾（我们原来家的所在地）屋背后的半坡上，两个沙凼之间的背梁上，下雨时山水较大，沙凼起蓄水作用，这是一色好地，此坟一起，沙凼填平，山水改道，坟一年一年长大。大旱之年，整个毛天坝颗粒无收，然而爸爸坟前，香台底下冒出清澈的水，神奇得很，奇闻传遍村村户户。
　　由于坟长大，包坟的石头都爆出来了，那时我们已迁居成都，家人异口同声给爸爸再包坟。龙石南刘小龙在石柱，回老家定实施方案，我在成都随笔提写碑文对联“先父含笑九泉显神灵，后人才华世代呈臣能”安息！安息！
　　重新建造石围墙，在原坟不动的原则下，重新包坟，另修石梯，显得十分壮观，给后人一个安慰。当地群众称，还是后人有本事。我家与当地群众关系好，他们像保护自家祖坟一样，不准在我爸爸坟坝放牛、割草，不准砍伐坟前、周围的树木，不准损坏坟的围墙和石梯，有违者，众人诛之。他们说：刘家就是这祖坟埋得好。

二．少年有志

　　父亲留下两男一女，最大的姐姐才8岁，我4岁，兄弟2岁，母亲不足30岁。“哥死嫂不亲”，摆在母亲面前只有一个字“难”，昼夜难眠，思绪万千。
　　二娘是一个又狠、又恶，又不讲道理的横妇，整天漫骂：“哥死嫂不亲，男人都死了，还在这里守啥子，几个小崽子，有什么守的——”大有想把我们赶走之势。
　　我去找二叔，二叔说:“你二娘是一个不懂情，不懂意的人，不应与她一般见识，德盛，我们是不会亏待你们的，一屋两头住，相安无事就好。”我向母亲转达二叔的话，母亲心绪有所平静。
　　我进而安慰母亲，“我们不与她一般见识，只要我们苦苦相守，相依为命，将来一定要超过他们。”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超过他们，只想安慰母亲而已。母亲笑了，说：“只要你们听话，我们几娘母相依为命，苦苦相守，不说超过他们，只要不差他们太远，就心满意足了。”
　　父亲留下一处地产（宜家处）有十几亩田，十几亩地，还有一片森林，加上爷爷指给我们的田地，从屋前到响水洞，中间不隔界，整整一大湾田地都是我们的。两处地产，有较多的桐籽树，每年收获很多桐籽（五千斤以上）。每年交给大矮娘（早死）的儿子向廷太、向廷安去榨油。除一年用于点灯、照明外，每年都要出售桐油三千斤以上，是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母亲日顶太阳，夜背月亮，为我们苦，为我们累，为我们而活。这些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母亲会熬糖，把喂猪用不完的红苕，吃不完的老南瓜用来熬糖。熬糖十分辛苦，头天晚上就开始把红苕、老南瓜用大锅煮熟，第二天一早就开始熬糖，过滤成水，用大火熬糖，一直要到第三天早晨才起锅，第三天早晨前，即起锅前，母亲把糯米磨成的面做成汤圆，丢在锅里煮，这是我们姊妹都爱吃的糖汤圆，一整夜不睡觉，就为吃糖汤圆，每年如此，年复一年，难忘的回忆。
　　母亲会煮酒。每年春秋季都要煮一次酒。原料是自产的高粱，自产的小麦。蒸煮后凉干，发酵到一定程度，用蒸锅烤酒，家里没有人喝酒，为什么要烤酒。一则是家里没有劳动力，所有农活都要请人来做，必须给干活的人有酒喝、有肉吃。只有待他们好，他们才有请必来，来了认真干活；二则是为幺舅杨德武赶场卖酒（一场观音寺，一场大月坝），提供酒源，无私奉献。
　　每年喂八头大肥猪，除留一头最大的肥猪杀来过年，满足一年吃肉而外，还要出售七头以上的肥猪，姐姐是母亲的得力助手，煮饭喂猪全是她的。我很尊重姐姐，她不仅是母亲的得力助手，而且对我和弟弟也照顾有加。母亲不回家，她就一直陪着母亲干活，干起农活来不是顶半边天，而是全武行。她在干活之闲，就给全家人做鞋、缝制衣服，十分能干，十分和蔼可亲。
　　有一天我去赶场，母亲没有去，当时我只有六岁，家里也不约束我，看到爷爷买了一头快成年的水牛，我急中生智，想要这头牛（家里缺耕牛），农村有头牛，比十个劳动力还强。爷爷不干，怕我们喂不好，我向他保证喂好，爷爷还是不干，无计可施。我回家找奶奶，她犹豫了一会，想了想，同意我把牛牵走，要我把牛喂好。
　　下午我牵着一头水牛回到家中，妈妈喜出望外，意外得到一头牛，家人都很高兴，解决了家里缺耕牛的困难。我经常牵牛出去吃草，妈妈、姐姐干活之余也会扯回大背大背的草，喂得很好，膘肥体壮。二叔家请爷爷奶奶来他家过年，爷爷看了看他买的水牛，当场说：“这头牛就是你们的了。”到了腊八教牛下耕的时令，爷爷亲自到我家，教会牛走犁路，教会调头，当年的春耕，这头牛为我家出了大力。
　　邻居李大嫂，没有小孩，没有男人，只身一人行善积德，很讲卫生，只有一间房，可打扫得干干净净，长期不吃猪油，只吃菜油。她与母亲的关系很好，常常到我家做一些家务活，母亲很感激她，母亲的心理得到安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忠贞宽容，积德行善，成为母亲的行为准则。
　　我家与廖拐子家争地界，他家有两个儿子，人强马壮，强行把我家地占一块去，欺人太甚。母亲十分气愤，武力无法与他们争高低，眼看着无法讨回公道，我去“宣家处”（宣家处全是姓刘的，母亲对他们也不错）把情势告知他们，刘德荣大哥，跑去每个院子喊人，一会几十个人拿着锄头、耙梳、扁担，到了现场。
　　廖家见势不妙，当堂认错，承认还原样。刘德荣大哥警告廖家，今后再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原谅了事，把你廖家的祖坟都要造翻。廖拐子和两个儿子跪地求饶，连哭连说：“不敢不敢。”从此以后，廖家再没敢欺负我们。
　　一九四五年大分家，我们分到了刘家沟（小湾），二叔分得新堂湾（我家住的房屋），爸爸是老大，住的房屋比二叔家的房屋大得多，好得多，这也是二娘要赶我们走的原因之一。大分家后不到两年，二娘得疾病死了。管他三七二十一，我们离开毛天坝，到了刘家沟。哥死嫂不亲仍在继续，我们分得的房子，又被少给我们一间，这回母亲没有难过，反而说：“德盛没关系，少一间多一间对我家没得多大影响”。我连说：“只要母亲不伤心就好了”。
　　到刘家沟，母亲继续送我读书，而且是公办学校，就是我被借读的那个学校。有一天中午，在学校外边枪毙一个五花大绑的人，叫杨世雄，听说是一个共产党，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三个字不知何物。
　　在上课之余，一个女老师，姓什么记不得了，拿着一张蒋金券，指着蒋金券上有一根黑色的线，她说：“这是一根猪毛，这是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宣传共产党的暗语，朱就是朱德，毛就是毛泽东，他两个是共产党最大的两个官。”我只感到好奇，不敢问，也不敢讲，在我心里常常在想，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无定论。
　　在刘家沟，母亲仍然是行善积德，不管哪家，缺粮的给粮，缺钱借钱，凡是过不起年的，打一背猪草，割一背牛草，都会得到足够过年的食物，很快得到刘家沟亲人的认可。
　　二姨娘家很穷，以贩卖大米为生，熊姨爷力气很大，一次能背280斤大米，到丰都县城去卖米，挣钱谋生，本钱都是我家提供的。卖完花完后，又来我家把谷子碾成大米，重新做贩卖大米的生意。一年最少提三到四次的本。熊远德长大成人，怕拉壮丁，来我家避壮丁，一边干活，一边读书，还认为是在我家做长工，好心讨不到好报。母亲感觉是应该的，从无怨言。
　　每到过年，大姑娘、二姑娘、幺姑娘，来给爷爷叔叔拜年，给他们送的是一家一块肉，给我家就送一把面条，哥死嫂不亲，仍在继续。母亲不以为然，无所谓，泰然处之，说：“我家什么都不缺，只要他们没忘记我们就行了。”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大概是旧历九月份，解放军来了，那天是赶场天，我亲眼见到解放军，解放崇实的情境，约一排解放军，三十人左右，到了乡政府，把电话轧了，场上几个道口都有解放军站岗，大约一个钟头，解放军整队集合，从卖桐叶粑的农民手中，把全部的桐叶粑买完了，给的是银元，每人发三个桐叶粑，站着吃完桐叶粑，就离开崇实，去其他乡镇去了。
　　他们走后，不到五天大批解放军路过大月坝，往丰都县城去，一连过了四十八天的解放军，每家每户都把多余的房子腾出让解放军住，每天晚上来一批，第二天一大早吃完早饭又出发了，连续不断。
　　解放军纪律严明、态度和好，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菜、杀猪、买米，买什么都付足够的钱。其中也有态度不好的，是少数，解放军军官告知我，这个别人是国民党兵中投降过来的，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爱人民的，我从骨子里感到解放军好，共产党好，母亲有同感，一夜之间超过他们（指爷爷叔叔们）。
　　一九五一年，我考上“平光中学”，后来的丰一中。母亲说：“德盛，你去毛天坝看看刘德洪，想办法一道去读书。”我找到刘德洪家，哪里有家，住在一个岩坎里，三个石头砌成一个灶，没有住的，没有吃的。
　　我告诉刘德洪：“母亲要我来把你弄去读书。”刘德洪的答复“难。”我去找小时一起读书的好友——向廷贵，解放后，向廷贵是队长（现丰都政协主席），他告诉我：“只说接他去你家干活，不能说去读书。”当天把刘德洪接回家，母亲很高兴，叫刘德洪住我家。“开学后你同德盛一同去读书，吃的穿的用的全包了。”刘德洪当场哭了：“还是伯妈好”。
　　到刘家沟后，母亲仍然是日顶太阳，夜背月亮，为我们苦、为我们累，为我们活，勤耕苦作，心中只有儿女，再苦再累心甘情愿。
　　我参加工作第一次过年，回家把所有的钱全部交给母亲，母亲笑了。假期结束，返校教书，母亲叫我到她身边：“你把这些钱带上，娘在家不花钱，卖点小菜，卖点粮食，足够。你在外边为人，要有钱才有胆。”
　　挣钱孝敬母亲，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好说歹说无果。母亲的胸怀坦荡，无私奉献。伟大的母亲，慈善的母亲，宽容的母亲，厚德的母亲，把所有形容词用上都不过分。写到这里，作对联寄哀：“慈母忠贞勤劳苦耕一生为子孙，后人儿孙满堂兴旺发达来享受”，哀哉！哀哉！
　　母亲勤劳、苦耕一生，未满七十岁，六十九岁于一九七六年六月离我们而去。母亲走后，给我们留下的，不是多少房产，不是多少地产，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怎样去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怎样为人，为什么样的人，她的行为准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使我历惊不险，历险不惊，无论政治关、蔬菜关、生活关、男女关，都能顺顺利利的有惊无险，平平安安度过一生。

三．风雨历程

　　我的童年，没有童心，没有童趣，更多的是思考和联想。真是少年有志、少年白。解放后我乡有三十几个人去考“平光中学”，结果只有廖开生和我考上“平光中学”三班，前面已有一班和二班。一个班就是一个级。三班共招生500余人，一年淘汰一批，一年淘汰一批，结果只有三十三人毕业。
　　班主任冉福田，只当班主任，没有任三班的课。能在三班上课的老师，均是当科行家。语文老师董兴平是郭沫若的学生，数学老师汤池，七八位数、十几位数相乘，算式写完答案就出来了。即使这样有本事的老师上课，备课都找学生黄永光探讨，否则上课不顺利，为什么？学生太有本事了。
　　物理老师朴素函，实验做得很好，教后一听就懂；地理老师谭学恒上地理课，从不带课本，上课时只带几截彩色粉笔，无论是中国地理，还是世界地理；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在黑板上画图，把所讲的内容，在地图上标注得清清楚楚。讲完课，一个标准的地图呈现在我们面前，很好记忆，深受学生欢迎。
　　图画老师，拿笔随便画个什么像什么。课余带我们去写生，他写的生，立即投稿寄出去，十有八九被采用。一句话，每个老师都有一套。外语老师戴宁夔，是丰都县唯一能与美军飞行员对话的外语老师。
　　国庆节，校董来校召开全体学生会议，讲得很生动，散会后，我即兴赋一篇长诗，语文老师董兴平把我写的长诗当全班朗诵（可惜时隔太久，无法把诗歌回忆起来），此后，董老师再也不小看我了。
　　于五四年秋季毕业，少数考上丰都中学，多数在家待业。待业时间不长，通知我去丰都参加分配好几次。第一次分配是去专卖局，第二次是去内蒙古包头市进工厂，付明坤、付明高两兄弟去了。第三次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即西康省，我同村的廖宏顺去成了。
　　几次去参加分配，几次未分成，我一点不后悔，信心十足，总认为我不会呆在农村。最后一次是去丰都师范读书，半年后，丰都师范一部分提前分配教书，一部分合并到涪陵师范继续读书。我属提前分配的，分到石柱。
　　我到石柱，正好可回家告知母亲：“我到石柱教书去了。”我穿一双草鞋，离开刘家沟，踏上工作的行程。离开时连背包都没一个，提着一个小包，刘德虎送我一套毛毯、被面。到了石柱买一床棉絮，总算有铺盖卷。
　　我们一道去的有三十几个人，大多数到了沙子、马武边远山区。夏吉琼、谭召琼和我分到石家区，谭召琼留在石家小学，我分到王家小学，夏吉琼分到临溪小学。
　　到校一周，彭兴华主任（没有校长）没有安排上课，要我把一学期的活动安排用毛笔写好，张贴在办公室。一周后分我教五年级语文课。班上学生年龄较大，最大的二十多岁。学生来自王家、黎家两个村。学生渴望知识、爱好学习，十分听话。尽管写不够黑板，从不为难我。作文写得很长，最长的一个作文，写完一个作文本，最短的也要写半个作文本。除了教书，送通知到村，是工作的部分。
　　我送的第一个通知，送到七大队，小地名烂坝，是在大山的半山上。放学吃了晚饭出发，通知送到，已是晚上11点钟。返校时，大队长给一个树皮做的大火把，并告诉我有两个作用，一则可照明，二则可防老虎，他说老虎怕火。
　　从未经历的事情摆在面前，刚从半山走下来，到了刺沟，像探照灯一样明亮的一对眼睛照得我毛根直立。整个刺沟无一户人家，前进也怕，后退也怕，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只有面对凶猛的老虎，光有火把还是感到害怕。无法了，只好用火把点燃立在稻田里的稻草，一个挨一个点燃，把整个刺沟照得通红。
　　老虎的眼睛直射着我，但它不敢前进一步，胆战心惊地走出刺沟，心才算落下来。晚上做噩梦，老虎扑过来了，吓出一身冷汗，醒来才明白是在做梦。这次经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应有二次、三次，不堪回首。
　　王家乡的一个女乡长（当时总感到一个乡长比县长大），点名要我去她的家乡九大队教书，把亲弟弟谭宗调到离家很远的六大队教书（民办），是出于公心，把九大队（铁扁槽）的学生教好，还是另有考虑，不得而知。
　　学校条件很差，无课桌，无黑板，无板凳，名副其实的三无学校。谭宗只上语文数学，体育、图画，唱歌从未上过。一无课表，二无上课时间表。我必须按照王家小学一样的安排，把所有的课程开齐。我是读师范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正正规规。很快得到大队干部、学生、家长的好评。
　　上课之余到各生产队家访，了解还有三四十个适龄儿童未上学，还有三四个学生，因路程远，辍学在家。大队长谭奇科，召开干部会，专题研究学校工作，我在会上汇报了学生应上学、未上学的还有几十人，他们想读书等情况后，决定拟定规划，重整教室，发动群众积极办学，原则不花国家一分钱的前提下，改善办学条件，让适龄学生都能上学。
　　分配我做宣传工作，干部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全村人民，有力出力，有料（木材）投料，群众办学积极性高涨，一周之内，木料凑齐。由大队出资，请最好的木工做全新的课桌、板凳、黑板；划一块地修一个篮球场，家长出力平整篮球场，做篮球架等。一个崭新的正规的学校不到半年修整完毕。
　　第二年扩班，重召一个一年级，一个五年级。学生来源，除家乡九大队外，渔池乡、临溪乡也来报名读书，一个不成样的民办学校发展成三个班的学校，除我教的是公办外，其余新招的一年级、五年级仍是民办小学。整教室修桌凳等仍是大队出钱，请工人按标准做好。
　　糟房（学校所在地）生产队给我划了一块地种菜，学生很勤劳，菜长得很好，我到西沱街买了一个铁炉子，一个铜锅儿煮饭，当然不如中心校有炊事员。我除上好课，还要做联络、宣传等工作，过得很充实。我在厨房的墙壁上写了“因陋就简，心悦诚服”八个大字，最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暗暗地想，在这里好好干吧。
　　做出成绩，早就被上级看到，于一九六〇年秋，调我到河嘴乡芭蕉小学任主任，负责学校全面工作，当年我还未满二十四岁。这时正值蔬菜关，我去乡政府开会，回校发现把我从糟房小学带去的十斤大米拿走了，我看到生活的严重性，学校老师得肝肿病，我的十斤大米是小事（当时来说很重要，可救命），必须想办法让老师们渡过难关。
　　第一个办法是找乡党委书记向微珍，把供应的十九斤大米全部换成碎米，十九斤就变成了三十六斤，只给伙食团（大队办的）十九斤碎米，剩下的十九斤碎米，深夜自己煮来吃。
　　第二个办法是让老师去家访。我们学校离湖北近，特别高年级的学生，过半数是湖北的学生，湖北的政策与四川大不一样，不要求所有人进伙食团，老的、小的都是自家做饭吃。我就让老师们星期天到湖北去家访，吃饱了喝足了可管两天。
　　我联盟大队，每个月给每个老师一斤白酒，谭祥英、汪子龙用红海椒下酒解饥。王家小学、石家小学的操场全长草，学生不来学校上课，然而芭蕉小学的学生，生龙活虎，照样打球、做操，老师一天天好起来，积极性也调动起来，形势一片大好。
　　与湖北罗福小学结成友好学校，他们的粮不减，学校还有自留田、自留地，每年收几千斤粮食，友谊会都在罗福小学召开，开会时正值湖北省教育厅的官员下来视察工作，芭蕉小学的老师个个都有本事，张永忠，下笔成文，出口成章；叶能元、崔太森，能写会画；其他老师各有长处，能言诗，作对，诗、词、歌、赋一个不缺。一个联谊会下来，罗福小学将我校老师的发言，汇成诗集，大大高过罗福小学的老师们（样本未保存下来，太可惜了）。
　　一九六一年，调到黎家小学任主任，负责学校全面工作，从中学下放我校两个教师王守和、罗××记不清楚了，六二年下放教师，规定我校放两个，在我努力下保留一个。
　　一九六二年秋季调到石家小学，高传培任校长，负责学校全面工作，我仍是主任，不仅继续做教导主任的工作，还增加了后勤工作。
　　由于文化大革命原因，迫切想调离石家小学，但我的家安在石家小学，生了三男两女，由于龙石南多方努力，教育局长向大培找我谈话，同意把我调走。我向局长提出：一家人全部调走。好说歹说无法改变他的主张，要么你调走，以后逐渐解决，否则一个也不动。在无望的情况下，同意我先走。
　　于一九七四年调到悦来中任教职员，龙石南，刘文兵，刘细妹留在石家，刘艳红，刘小龙，刘大妹在悦来，相隔一年半，全家在悦来团聚。
　　一九八〇年全家由悦来调出，主要目的是想进石柱县城，结果一个都未进城，我去甘柏小学任校长，龙石南在城边菜地坝小学教书，小孩都在城里，没有个窝，实在不行，边工作，边建房。于一九八〇年才算在石柱县南宾镇五一街五一巷建了一楼一底的土坏房，冬暖夏凉，平房陋室，十分满足。
　　一九八一年八月，由甘柏小学调县城关中学，继续搞教导职员工作，支部书记康永禄较欣赏我，器重我，教导工作全交由我负责，还管学生会工作。在石家区、悦来区、大歇区，辗转三十余年，终于回到石柱县城工作，心满意足。
　　有好事者（县委书记王召益与我是同学关系），把我调离教师岗位，到县工商联工作，我一点不知工商联是个啥单位。工商联只有一个老干部冉启松，人人喊他“松宝”，在县委统战部一起办公，财政拨款单列，工作一下子轻松许多，教书几十年，忙忙碌碌工作几十年，感到不适。
　　工商联，顾名思义，工业商业联合会，是搞联谊工作。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主席是荣毅仁，来头不小，名声很响，每年从全国工商联拨专款到县人民银行，注有财政不能报销的专款。而且钱不少，一年最少是五千元，只要正当开支，如数报销。它的工作是联谊，它的范围遍及全国。
　　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每年外出事务多，到上海、广州、武汉、北京，所有大中城市，想去就去，无论到哪里，都有专车接送，比一个县委书记去上海还吃香。这是工商联的传统，前面说了，有荣毅仁拨给各级工商联的专款接待费。各级工商联的人员组成都是专家、学者、大资本家（指大城市）。
　　不知者不为过，知者为五尚。能为石柱县办成行政办不到的事，在广交会上，为石柱县弄到几千吨化肥（当时化肥很紧张），时任县委书记的余少文指示县财政拨给工商联的活动经费要增加，特殊情况可时报时销。
　　好事者给我选对了工作，外出经常坐飞机，也准予报销，结识了很多朋友，扩大了眼界，不要只看平时在单位一杯茶，一张报纸，外出办事就很忙，但能办成事，能办成大事，直到退休，一点不后悔，想当初盲目上阵，现在仍怀念工商联的工作。
　　一九九九年六月，从石柱城五一巷出发，带着孙女刘梦晓和孙儿刘三潜到成都市武候区棕东小区落住，主要是让孙儿孙女接受更好的教育。经过他们的努力，如愿以偿，孙女刘梦晓初中毕业就考上新加坡的高中（全额奖学金），不花家里一分钱。高中毕业，考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今年2013年8月，大学毕业在新加坡工作。
　　刘三潜在苏州西交利物浦读大学，今年2013年8月去英国继续完成大学学业，现在看来到成都求学，这步具有深远意义，效果逐渐显现。
　　在成都住了13年，于2013年住到街子古镇知贤街东一巷17号刘家大院。从石柱县的五一巷到街子镇的知贤街东一巷，整整走过了13年。从农村的小山沟刘家沟出发，离开农村，在石柱县的石家、悦来、大歇三个区辗转三十余年，进了县城，在县城住了二十年，离开石柱到成都大城市，住了13年，又回到农村——成都崇州市街子镇知贤街东一巷17号，总算定下来了。
　　街子镇有条河，叫味江，味江流过的山叫天团山。山上有个寺叫天国寺，著名的文殊院的掌老，就葬在天国寺。天国寺天国山南麓有一个陵园叫天国陵园，这里背靠天国山天国寺，有味江从这里流过，山上森林密布，大树参天，植被葱绿，环境优雅，是终身理想休闲之地，安葬在这里，与天国山之长存，只有年龄还在长，路径终落地。

四．婚姻家庭

　　婚姻是大事，婚姻是终身大事。
　　四娘：“德盛什么时候带个媳妇回来？”“年过二十五，衣服无人补”作答。母亲：“相信你的眼力，相信你的能力，妈妈我有信心。”
　　一九六二年秋从黎家小学调到石家小学，继任教导主任，负责学校全面工作，学校不缺编，开学工作顺利进行，一切走上正轨。到第二周的星期六晚上，我在煤油灯下办公，龙石南拿着教育局的介绍信向我报到，我看后答复，先去休息，明天下午给你安排工作。
　　第一印象不错，让她任二年级班主任，上语文数学课，书也教得不错。一月后她请假回石柱，把我的家书交她带去交邮局。她有心思，偷看家书，家书道：“评语”她性格开朗，热情大方，思想敏捷，反应灵光，多悸，人材一般。她看后的结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击中我的要害。
　　在此之前，我选人的第一标准，就是看她是否漂亮，否则免谈，因此在我眼里，看得上的人少之又少。在石家区教师队伍中、其它单位在职干部中，屈指可数。
　　龙石南指出我的要害，同时反应出她对我很在乎。在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情况下，“多悸”，揭穿她的心灵，看穿她的内心世界。为什么？心相近，命相连。有分歧暂缓恋爱进程，便于进一步了解对方，仔细观察对方，达到逐渐成熟。
　　半年后，她约我去石院子学生家过“五一”节。我约她去菜地沟（刘家）家访。之后经常约会，谈思想，谈学习，她爱好数学，我爱好语文。谈家庭，谈社会，谈为人，谈做事，分歧逐渐消除，认识逐渐统一。
　　她送我的礼，不知是信使，故未还礼。她从公社扯回结婚证，我还蒙在鼓里，婚礼如何操办等一切一切，她说了算。于一九六三年七月在石家小学安了家，于六四年正月生第一个娃娃，取名刘艳红。第二年秋天一九六五年生第二个娃娃刘小龙。
　　一九六六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全国天地下大乱，家家户户受到冲击，我家不例外。文革中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生了第三个男孩刘文兵，尔后又生了两个女儿，大妹刘玉荣，细妹刘玉琳。
　　家里人丁兴旺，十分和谐。男耕女织，不怕苦不怕累，再苦再累心甘情愿。龙石南用兔毛给孩子们打耳巴帽，用线钩各种鞋，买灯草绒等各种布缝制各式各样的衣服，把几个小孩打扮得漂漂亮亮，穿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
　　文化大革命爆发，造反派去造反，学生不来上课，学校关门。我们在家照顾娃娃，开始是玩竹子，去山上砍水竹，划成竹丝，起初编筲箕、编提篮、编背兜。
　　接着玩木料，山上的干树多，砍倒在地的树很多，背回家，杉木打扁桶、打脚盆。水杉木自带几种颜色，很好看，除自己用，还用来送人，龙解生家送的最多。
　　用松木做家具，在石家小学做的家具都是自找的松木，那时我年轻，力气大，280斤的背子，平地起背（那是有一次背回家，过称才知道的）。家具做好，还要熬漆，自己熬土漆，漆家具。（可惜大部分家具都没留下，现在只有4个小凳子）
　　随着娃娃一天天长大，我们有三怕，一怕孩子身体不好，龙石南给每个小孩子注射10CC母体血，增强抵抗力。
　　二怕再过蔬菜关，我和龙石南亲身经历了蔬菜关，千方百计积攒猪油几十斤，保存了几十年，后来只能用，不能吃了。
　　三怕长大后难找工作，就教育他们“我家一无权，二无钱，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读书。”不负重望，个个都聪明、勤奋，读书一个比一个强，除老大老二过早参加工作，老三、老四、老五都考上大学，顺利找到工作，而且工作单位都好。结果证明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一九八〇年下半年，在石柱县城五一街五一巷12号建了一楼一底的土墙平房，总算真正立了业，建成真正的家。
　　我和龙石南的关系，常年道：不爱自己男人的女人，不是好女人。从字里行间，确实找不到一个“爱”字，从口头语言，确实听不到一句话对我是肯定的话，我不以为然。
　　由于文革中思想斗争尖锐，情况十分复杂，最严重时，近一月失眠，看着天黑，看着天亮，逐渐身体垮了。权威医生毛严久（他与龙家关系很好）给我下的结论：是肝病，肝硬化，肝癌初期。
　　关键时刻，龙石南着急了，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去公费医疗办，办好了外出公费医疗证。这张纸作用可大了，不需带钱去重庆西南医大就医住院，出院不需结账的，由医院去和县公费医疗办直接结账即可，花多少钱不得而知。
　　我的肝没有任何问题，心脏也很好，真实的病情是十二指肠溃疡，把毛医生下的结论全推翻，沉重的思想包袱解除了。西南医院的江医生是我的主冶医生。医术高，为人好，对我的医治倍加细心。是师级干部，配有专车，对我很好，出院时用他的小车送我到重庆朝天门码头，直接上船回家。
　　半年的医治、调养，身体恢复原状。调到悦来中学，遇到刘医生，给我熬制龟（胶）驴（胶）二心丸，龙石南成了熬制龟（胶）驴（胶）二心丸的医师，使我的身体越来越强壮，比年轻时的身体还要好。
　　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矛头指向我，龙石南毫不动摇，与我站在一起，与造反派“舌战手枪”。你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我们的群众基础很好，造反派把我们无可奈何，就想借刀杀人。利用丰都中学红卫兵马泽书，带着一把明晃晃的手枪，到石家来捉拿丰都中学的学生宋朝贤。
　　一天晚上把我和龙石南叫到公社办公楼上，一个素不相识、冒天日鼓（方言，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思）的红卫兵提着手枪，训斥我们，威胁我们：“不老老实实认错，交待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今天我就把你们俩当场枪毙了。”
　　我们没有被吓倒，质问他：“我们素不相识，无怨无仇，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有什么错？你不要被人利用，帮倒忙，头脑发热，犯了罪还不知道为什么。”
　　龙石南的胆子比我大，嘴巴比我会说，说得气势汹汹的红卫兵马泽书无言可答。他也就平静了下来，如实告知：“是石家小学的造反派要我来吓唬你们一下，我也害怕，提个枪壮胆而已。”一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后来在悦来小学，马泽书和龙石南还成了同事，同教一个班，回忆当初，实在好笑。
　　我俩的情感是真诚的，经得起考验的，无可非议的。刘细妹考上大学后，我说：“现在可考虑离婚。”龙石南的答复是：“你等吗！”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是“葱葱沧海桑田，悠悠流金岁月。”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是“前世有姻，后世有缘”，堪称完美。

五．晚年生活

　　天高路远还得从根说起，六三年在石家小学安了家，生了五个孩子，三男二女，一个不少，健康成长。八〇年在石柱县城五一巷立了业，建了一楼一底的土坯房，冬暖夏凉（占地200多平米），感到满足。一生的奋斗，结出圆满的硕果，准备在此安渡晚年，绝无非分之想。
　　儿女长大成才，个个心高志大，没有一个孬种。随着幺女刘玉琳大学毕业留在成都，我们苦心经营的家，必然发生了变化，越变越好！一九九九年六月举家离开石柱来到成都，开始崭新的晚年生活。
　　成都市武侯区四川大学的南大门，棕东小区一栋一单元六楼2号是我们来成都的第一个家，当时非常红火，最多时家里有三个保姆，两个负责照顾小孩，一个负责清洁卫生煮饭。
　　我和老伴角色开始转变，成了伙食团长兼家庭教师，改变过去大小事、轻重活，全部自己干完。这样的生活几年就过去了，2005年第三代刘梦晓，走出国门，到异国他乡求学；2006年、2007年唐一格、刘贵川开始读书，2008年刘三潜回重庆读高中，我们就正式开始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的老伴龙石南，一生勤奋好学，是一个自学成才者，加上我们就住在四川大学的校门口，有川大丰富的资源可享用。她参加川大歌舞队，与川大老师一起唱歌跳舞，整天生活得有滋有味。上老年大学，同时参加了好多培训班。
　　电子琴培训班最感兴趣，进步不小，她在石家小学练了点风琴，在川大，电子琴、钢琴，弹唱的兴趣，成了生活不可缺的部分，凡是她生活的地方——成都、三亚、街子都有钢琴或电子琴，能力也有很大提高，不仅能弹能唱，还能边弹边唱，这一项成为她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我是她最忠实的听众。
　　插花班，本来她的手就巧，有老师指导，进步很快，回家自己做的各种插花摆满整个家庭，还选好的送朋友，整个屋子成了花的世界。厨师班。
　　大家都晓得她是有名的毛三脚（方言，毛手毛脚的意思），煮了几十年的粗茶淡饭，种类多，分量多，从不着重色泽味。现在除了传统菜外，凉拌菜的味道好多了。儿女都说她有进步。要讲她进的培训班，真难说完，什么计算机班、电脑培训班、绘画班……
　　学游泳我是教练，全家人去泡温泉，她只抓在岸边双脚打水，多么渴望学会游泳。机会到了，在三亚湾海里我教她游泳，因为海水是流动的，浮力大，易学。
　　当时三亚湾的条件很差，没有淡水冲澡和更衣的地方，龙石南就用家的毯子缝成一个帐子，带到海边，上岸时更换衣服。开始我扶着她的双手往前游，她双脚打水，逐渐用一只手来划动，练一段时间后放开双手，让她自己游。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学会了。
　　由于我这个教练，小时候是在沙凼、池塘里，没有任何人指点的情况下，自己乱扑腾的。只能是浮得起、游得动、不沉水，不懂什么技巧，更谈不上姿势，所以教会的她也只能是如此，不过她感到满足了。
　　在三亚凤凰水城每天都去游泳池游泳，游得很开心，看到别人游得好，就跟着学，跟着练。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游泳成了她最大的爱好，在老年人中也算是游得好的。
　　照相是她的另一大爱好。她很喜欢照相，照的技术不怎么样，可用的照相机都是一流的，不知她用了多少个照相机，除了拍自然风光，要想人景合一，常常求我：“来我给他拍一张吧！”久而久之，我就成了她照相的道具。偶尔我给她拍一张，还要指点我，那些地方要改进，照得多了，熟能生巧，算是个业余爱好者吧。
　　旅游是我们退休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2002年第一次出国旅游，大女儿刘玉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给我们（刘德盛、龙石南、刘梦晓、刘三潜）办好各种手续，只买张飞机票就到了新加坡。
　　我们去参观总统府，只须作简单的安检，就进了总统府，逛花园一样，行动自由，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想到哪里就逛到哪里。我们看到了从建国之初，其它国家送的各种名贵纪念品，相当部分是金质的，无人看管。总统出来举行简短仪式，然后同客人一一握手，我的老伴龙石南幸运地和总统握了手，深感无限光荣和骄傲。
　　新加坡任何机关单位没有大门，立一块某某机关、某某单位的牌子就是它的大门，任何机关和单位都是敞开大门迎客。身在异乡为异客，在新加坡没有这样的感受，那里的国民大多说中文，和善友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特别是车让人，人只要在斑马线边一站，多繁忙的交通线上，车都自动停下，让人先过，交通井然有序，让我印象深刻。
　　新加坡第一任总统李光耀说：“美国是法制国家，以法治国，制订严格的法律，惩治违法者，是强制、被迫的。新加坡是以德治国，人人自觉遵守法律。”说明这个国家文明程度高，违法乱纪、小偷小摸等坏人坏事没有人愿违、敢违。消除我一大疑惑，在新加坡为什么看不到警察的原因。
　　从那以后，每年寒暑假，儿子女儿带着我们老两口和孙子，游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本文由刘德盛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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